中国人马云和美国人比尔·盖茨都是世界级的超级富豪，两个人有很多共同之处。
两个人都是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家，都是靠个人奋斗积累起来巨量财富，都是热门公众人物，都创立了自己的基金会，都自愿拿出自身财富的一部分回馈社会，因此都被称为慈善家。
在公众面前，“商业马云”频频变身为“慈善马云”。2018年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马云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们（他与盖茨）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颗充满爱和尊重的心。”“这是我们的共同语言。第一次科技革命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科技革命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现在处于第三次革命，会发生什么？应该是对抗贫困、疾病等的战争。”
两年后的今天，当年预见到的情况真的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慈善马云”和“慈善盖茨”都很积极地投入到了实际的抗疫活动中。
根据公布的信息，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最早于1月25日就成立了10亿元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用于国内的抗疫。疫情全球大暴发之后，两个基金会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行动，到目前为止，已经向全世界140多个国家捐赠了口罩、检测盒、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除此之外还捐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疫苗及药物研发，还利用网络科技优势提供网校上课软件、开通在线医疗咨询专区、国际医生交流平台和志愿者平台，还通过菜鸟投入包机业务打通中外双向物流通道，并推出了相关的就业扶持专项计划，等等。根据两个基金会于3月28日发布的公告，所有抗疫公益事业的资金“全部来自马云的个人捐赠，没有一分钱的社会募捐资金”。
马云微博截图
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早在1月26日就开始了捐款行动，详细情况在该基金会网站上都有公布，不一一罗列了。
不用说，两个超级富豪的慈善行为都是大好事，也都收获了广泛的肯定和称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针对马云的捐赠说，“世界卫生组织感谢你在关键医疗物资供应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提供的帮助”。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类似的感谢话还有很多，也不一一罗列了。
这是很正常的人际交往，人心换人心，提供帮助的人奉献友爱之心，接受帮助的表达感恩之心。人类社会依赖于这种情感交换纽带得以延续和发展，如果先天缺失这种纽带，人类不会有今天。
但是，慈善家也有特别的苦恼，人类不仅仅是道德动物，还是一种政治动物和经济动物。结果就是一些完全对立的天性——利他和利己、友爱和仇恨、兄弟团结和敌我对立相互交织在一起，无法分离，事情因此而变得复杂了。
“慈善马云”和“慈善盖茨”不仅仅是慈善家，两个人还另有其它身份，如盖茨属于美国的资产阶级，马云属于中国的新兴富豪；另外，盖茨相信上帝，会参加天主教会的活动，而马云是无神论者，还是中共党员。
正是这几个根本差别，客观上决定了他们只能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富豪慈善家，不以其个人意志为转移。
美国富豪慈善家的特殊性
美国富豪慈善家所属的资产阶级这个群体，有其独特性。简单归纳，有如下几点：
第一点可以称为资产阶级的平民化。历史上，美国社会没有经历过欧洲和日本那种封建社会，这意味着美国在资本主义时代前没有任何性质的贵族或上流社会阶层阻挡资产阶级的上升，这个资产阶级群体未经过任何斗争就占据了社会顶层，在垄断了财富的同时也垄断了旧世界由世系贵族、高级僧侣或军事将领所代表的名望和权威。
这一点非常重要。美国的资产阶级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平民社会里脱胎出来，导致美国的一整套主流思想和价值观，虽然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通过金钱力量打造出来的，但却与最广大的中产阶级之间没有根本上的冲突。欧洲大陆那种伯克式的古典保守主义，在美国是没有的。美国的保守主义信仰工作与胜利、奋斗与成功、夺取各种新权力，与自由主义一起受到中产阶级的广泛拥护。
比尔·盖茨本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靠个人奋斗和时代机遇，在短短20几年的时间里积累起世界最大规模的个人财富。这个成长经历本身就标志了美国社会存在着中产阶级通往资产阶级和超级富豪的畅通路径。
比尔·盖茨呼吁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来自社交媒体
在这样的社会里，超级富豪群体不大会受到中产阶级的仇视。他们是光辉的榜样而不是丑恶的敌人，他们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受到中产阶级的追随和模仿，而不会因为阶级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受到普遍的攻击。
第二点可以称为社会的全面市场化。由于美国是一个“资产阶级领导一切”的国家，无论是华盛顿还是波士顿，都被纽约的金融和经济权力所左右，发展到现在，市场经济已经扩展成为了市场社会——世间万物一切都以金钱关系连接起来，待价而沽。那些原本属于社会关系的事情如友谊、爱情、荣誉、生育、健康、寿命、惩罚、坐牢、移民等等都已被市场化，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东西，包括猎杀濒危动物的权利、排放污染物的权利、私人公司的海外战场服务等等也都可以出钱购买，还有专门做死亡生意的如被称为“死亡期货”的人寿保单贴现交易、被称为“死亡赌局”的名人死亡时间游戏网站等等。
在这样一个被市场深度“反噬”的社会里，“慈善盖茨”们真金白银捐款做慈善、做公益的行为，相较于那些屡屡击破道德底线的纯粹金钱行为，无论怎样都属于最能够被接受的、最符合公序良俗的、最好的事情之一。换句话说，在舆论场上，前方永远有太多其他应该被攻击的市场活动为之“挡子弹”，而慈善活动本身安全得像在虚拟堡垒中。
第三点可以称为政治权力的资本化。众所周知，在美国，资本权力始终高于政治权力，而不是相反。联结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纽带除了隐蔽的腐败，还包括公开的政治捐款制度，也包括一人一票选举制度。这些都有了很多的理论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概言之，美国资产阶级在拿出自己财富中一部分回馈社会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拿出自己财富中的一部分控制政治、左右政府，不使其成为自己的对立面。如果说前一部分被认为是慈善公益行为，那么后一部分则难以被归入慈善公益行为一类，出钱赞助政客者也很难被称为慈善家。
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美国资产阶级全面控制美国政治，本质上就是运用金钱力量将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政策变成“纽约剧本的扩充版”，也就是一种私人托拉斯在上、政府在下的模式。
比尔·盖茨本人既支持过希拉里·克林顿，也为共和党捐过款。哪个党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资本意志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充分体现，以及资本权力相对于政治权力的至高地位。
如果说金钱在美国社会中的全面渗透让美国资产阶级有了一个“钱能买到的最好社会”，那么金钱在政治中的全面渗透还让美国资产阶级有了一个更有价值的东西——“钱能买到的最好政府”。
只有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才能完整理解美国超级富豪的慈善行为。
中国富豪慈善家的特殊性
必须要看到，美国富豪慈善家的上述特殊性，中国富豪慈善家一个都没有，后者所具有的，反而是自身的一些特殊性。
首先，中国的富豪群体，并不是从历史上早已充分发育的中产阶级中脱胎出来的，而是改革开放之后与中产阶级群体一起从之前的全民化无产阶级群体当中成长起来的。
如果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作为成长过程的起点，中国的所有富人，包括马云等人所代表的世界级超级富豪中的中国富豪群体，本质上都是这个“让”字的产物。从公权力与私权力的角度看，中国富豪们掌握的所有私权力，是在公权力的“让渡”中膨胀起来的，归根结底是国家政策环境的产物。
这一点，与美国历史上资产阶级私权力建国，公权力从私权力当中“让渡”出来建构出联邦结构的政府这种情况，恰成一个互为相反的对照。
不能否认，中国的富豪们也都各有各的个人奋斗成功史，其中也凝聚了他们的天才和勤奋、智慧和汗水，但是就其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规模而言，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是得益于中国经济整体的高速发展和时代变化带来的机遇。
有个流行的比喻：大家一起乘电梯上楼，在电梯里有人原地跑步，有人倒立支撑，有人仰卧起坐，每人都忙得汗流浃背，最后电梯到达了楼顶。这时回头看，到达者到底是因为乘坐了电梯上来的？还是因为在电梯里进行了各自的运动才上来的？其实是一个很明白的问题，不必多说。
由于改革开放至今不过才短短40几年，无论是庞大的中产阶级还是少数超级富豪，大部分还都是第一代人，除了在财富总量上形成了分层，在名望和权威方面还完全没有形成稳定的传统，也就没有与之相联系的主流思想。在价值观、文化品性和意识形态方面，总体上处在五花八门、各取所需、严重分裂且相互对立的状态。
马云一直说自己最喜欢做的事还是当老师，这些年来他到处演讲，还出了书，宣扬自己的“经营之道”。但无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事实上他的“经营之道”在中国并不具有美国资产阶级那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马云哲学”中包含了很多新自由主义的东西，但那是从美国社会来的，与中国社会自身的传统并不相容。无论怎样宣扬，也不能成为无障碍贯穿整个富豪群体和中产阶级群体的主流思想。因为中国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美国社会那种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彻底改造的程度。
更重要的一点，当然是中国富豪群体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政治是“公权力中心主义”，与西方国家的“私权力中心主义”恰成对立两极。在中国，通过财富积累构筑起来的私权力，无论多大也永远不可能高于国家代表的公权力。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不是资本高于政治，而是政治高于资本；不是富豪群体决定政府公共政策的倾斜方向，而是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决定富豪群体的社会作用。
用官方意识形态语言来说，中国是人民共和国，不是资本家共和国，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的富豪群体，并不构成一个政治上自为的资产阶级，除了财富总量上与美国资产阶级可以相比，其他方面都不能相比。
归纳起来，在中国既没有美国那种“钱可以买到的最好社会”，更没有“钱可以买到的最好政府”，因此中国的富豪群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如果给他们一个政治上的归属，本质上应该是“人民富豪”、“社会主义富豪”，正如马云的个人身份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富豪。
2020年1月6日，三亚，一年一度的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举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困境与生机
这就解释这一次“慈善马云”在抗击疫情的慈善公益活动中遭遇到的舆论困境。
马云说，“善良是真正的自信，设身处地、急人所困是真正的强大”，“相信灾情过后，世界会看到的是善良的中国人、勇敢的中国人和担当的中国人！”
这些话字面上没毛病。但是在国际舆论场上，这种话会仅仅因为代表了中国而招致政治上攻击。因为世人不会仅仅看到一个“慈善马云”，他们还看到另一个“政治马云”或“商业马云”。
美国反华斗士班农说：“我们（美国）不需要马云这样的共产党给我们带有附加条件的所谓慈善捐赠”。西方国家网民说，“我拒绝任何中国制造的东西。”“中国因为舆论管制和谎言扩散了病毒，现在有些人还要感谢中国吗？”
而西方舆论场上这种敌视和挑衅态度又反过来激怒了中国的网民，引起另一波更加政治化的反击，将反华舆论和“慈善马云”捆在一起当作攻击对象。
这就是“慈善马云”当前面对的困境，道德话语无论讲得多好，也无法代替政治和商业话语。只要带着中国富豪的特殊身份，“慈善马云”就一定会被轻易政治化，无论做什么都会被政治化，即使做的慈善事项和美国富豪们一模一样，也还是会受到和“慈善盖茨”们大不一样的舆论攻击。
那么，“慈善马云”们能不能放弃对“慈善盖茨”们的学习模仿，使用另外一套被世界人民普遍接受的独特话语，使之与世界性的慈善公益活动相适应呢？
理论上说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中国主张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最近刚刚推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理念本身就带有很高的道德高度并具有很深的理论内涵，从中可以产生出中国官方和民间共同的理想信念，也可以产生出中国富豪群体在面向世界时的身份说明和行为指南。
由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内在地构成了对“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内在地构成了对“资本国际统治下的全球金字塔”的超越，所以中国的富豪群体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注定是要与美国资产阶级群体分道扬镳的。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世界需要认识到，这个思想实际上已经将中国对于未来世界的道德诉求与政治经济诉求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已经是一种新的道德政治了。道理很简单：你死我活、你输我赢不是善良，兼济天下、合作共赢才是善良；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不是善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共同富裕才是善良。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此为遵循，中国富豪群体的民间外交也必将以此为遵循。
这就是“慈善马云”走出当前舆论困境的未来生机所在。继续追随“慈善盖茨”的脚步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富豪群体永远变不成美国的富豪群体，今后的慈善公益活动必须要摆脱掉照搬美国个人英雄主义道德话语的小格局，回归到从“天下”到全人类这一数千年伟大中华传统中，将个人道德与国家政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只有这样，才能不负于这个时代，这个需要中国富豪慈善家们大步走向世界的新时代。
